场内配资成就了他不拘成法的独特面目

高凤翰在扬州八怪之中名气并不显赫，与那些一招鲜吃遍天的大咖们相比，其艺术创作涉猎之广却首屈一指堪称全才：工诗文，善书画，精篆刻，擅制砚。而且在书画创作中由于中年因病右臂风痹而不得已改为左手作画写字，越到精熟越可悲，不过反而别出机趣，可谓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成就了他不拘成法的独特面目，并由此在当时扬州画坛上青云直上，跻身于艺术圈的顶级阶层，阴差阳错地明清画史上镌下了自己的名字。

《自画像》

高凤翰（1683—1748年），山东胶县人。扬州八怪之一。清代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字西园，号南村、南阜。后因右手病废，改号半亭、老阜、废道人、尚左生、丁巳残人等。

《草堂艺菊图》

半生逐功名：仕途坎坷，终凉热血

高凤翰出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

其父高曰恭乃康熙年间举人，两个叔父高曰睿、高曰聪也均在科举中取得功名，弟兄三人均侧身官场，同时在诗文书画上兼具一定的造诣。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高凤翰从小就接受了比较传统正规的启蒙教育，在诗文书画上表现出较高的天赋，很快便在同辈中人中小有名气，后其父到淄川任教谕时高凤翰随行，“所与游者，皆其耆老名宿”，不久之后便以其才学被人博得了“佳儿弱冠弄柔翰，笔阵横扫千人军”的美誉。

科举之路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第一选择。高凤翰也不例外，久有凌云志的他在十九岁那年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时刻，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双喜临门，小试牛刀的他高中秀才，同时也与当地的富豪傅文学之女成婚。婚后的高凤翰在贤妻良母傅氏的鼎力支持下，一边致力于读书赶考，一边醉心于艺术创作。这样一心二用的结果导致他在当时被视为唯一正途的科举考试之中屡屡败北，以至于在这条路上蹉跎二十余载而依旧两手空空，而且生活也日益陷入了窘迫的困境之中。

《寒林鸦阵图》

《荷花图》

这期间，高凤翰在科举之路上一路踉踉跄跄，但却以诗文书画之技结交了一批当时的地方名士，特别是忘年交蒲松龄和王士祯可谓对他的影响至为重要，蒲松龄在科举上的一败涂地但在文艺创作上的卓然成绩也许给了高凤翰某种无尽的启示，而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且诗名满天下，一度想收高凤翰为其关门弟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对高凤翰一种无上的激励。

终于时来运转，守得云开见月明，但岂知一刹那的月明之后便是乌云密闭。

雍正五年（1727年），年过不惑的高凤翰被胶州知州黄之瑞以“贤良方正”举荐参加“孝友端方科”特考，天遂人愿得以考列一等。踌躇满志的高凤翰正是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第二年被派往安徽歙县担任县丞一职。上任后不久便受人诬告在一宗命案中受贿五千金，澄清之后得以调任安徽休宁任县令，后又转任绩溪县令。雍正十一年（1733年），高凤翰再一次调任江苏任职，以县丞的职务并兼任“泰州坝监掣”掌管盐务事宜，而随后乾隆元年（1736年）卢见曾任两准盐运使（治扬州），成了高凤翰的直接顶头上司，在他的举荐下，高凤翰拟升任扬州仪征县令。不过很快更大的打击就接踵而至，乾隆二年（1737年）受卢见曾案件的牵连而被罢官，并一度蒙冤入狱，这次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多年的仕途一直坎坷不顺但这次更是雪上加霜，历经由于恶劣的狱中环境使高凤翰本来就有的风痹症日益恶化，最后尽管得以昭雪，但是右手已经彻底病废。而此时高凤翰已经55岁，仕途已经彻底宣告死亡。

在时人眼中高凤翰为官“有政声”，但一腔热血满腹经纶终不敌官运不济时运乖蹇，侧身官场十几年，几经宦海沉浮，九死一生成为了“丁巳残人”。

《花卉》

《英雄图》

一臂思扛鼎：艺坛精进，终至妙境

高凤翰的艺术创作中前后两个阶段风格泾渭分明。

前期的高凤翰的艺术创作主要呈现出保守主义风格倾向，作品整体风格细腻工致为主，同时也有一些粗墨写意的作品。从他的师承来看，他的绘画承接了宋元时期的绘画营养，大量的临摹古人之作使他的画艺大进，同时深受清朝主流画坛摹古成风的潮流的影响，故这一期间的绘画整体上个人艺术风格特点并不特别鲜明，但中规中矩的表象之下隐然有着一股或秀逸淡雅或雄浑苍茫之气，蕴含着某种破茧成蝶的美学追求。前一种风格的作品以创作于雍正三年（1725年）的《秋来香满园》、雍正四年（1726年）的《自画像》《雪景山水图》、雍正六年（1728年）的《晴川香雪图》等为代表，后一种风格的有创作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蕉石图》、雍正元年（1723年）的《岁寒三友图》《寿石图》等。

《秋来香满园》

《晴川香雪图》

《岁寒三友图》

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高凤翰娴熟的技艺特点和敏锐的艺术视觉，在不同的风格切换中展现出超人一等的渊博艺术才华，正如郑板桥所言的那样：“人但羡其末年老笔，不知规矩准绳自然秀异绝俗，于少时已压倒一切矣。”比如《晴川香雪图》这幅作品整体风格细腻温雅，画面浅绛设色，对山石、梅花、草亭等描绘上笔触温婉，在空间布局以及笔墨技巧上显然受元人倪瓒风格的影响十分明显，整幅作品体现出淡雅的风格，这与这一时期高凤翰正好初入官场意气风发的心境十分契合。而《岁寒三友图》这幅作品就风格来说显然以苍茫雄浑取胜，中间的苍松占据着画面中心偏左的位置，周围辅以翠竹和疏梅，笔墨风格上大刀阔斧不拘小节，带有一股酣畅淋漓的墨韵气息，似乎在抒发出胸中郁结的不平之气。

《雪景山水图》

《雪景竹石图》

而经历过官场上的沉重打击之后，右手病废的高凤翰以惊人的毅力重头再来，这种不得已的转变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而高凤翰的艺术创作却就此浴火重生，实现了艺术创作中的凤凰涅槃。个中滋味可谓甘苦自知，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自从尚左分丁巳，万事皆如转世事。

忽见三生旧影子，拈花已省梦中身。

画为心迹。高凤翰这一时期的画作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在笔法运用上有一种举轻若重的凝滞感，从而使整个画面意境趋向于生涩古拙，这种风格与他此时的生命感悟相互观照，更赋予了画面独特的精神特质。在艺术表达上更那种磅礴雄浑的生机和逆天改命的气魄合而为一，而骨子里那种“越到精熟越可悲”的悲情底色，使这一时期的画作在独出机趣古拙中深度诠释了生命的桀骜和狂放，那种誓言般的铿锵笔墨无疑具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岁朝图》

《供石图》

《梅竹》

劫后余生的高凤翰已经勘破了官场上的黑暗和虚伪，在扬州这个当时的艺术品交易最发达的市场之中，高凤翰以外来至客的身份从头再来。很显然，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变也对他这一时期的画作有着不小的影响，内在与外在因素的结合，他这是一起的绘画创作无论是从内容题材还是画面语言上均与之前的画作显示出较大的不同，画面风格更恣意而放纵。比如创作于乾隆十年（1745年）的《岁朝图》，这幅作品整个画面构成中饱含着吉祥的寓意，在笔墨的运用上狂野不羁，供瓶中插着松竹梅三种带有人格寓意的树枝，通过这种常见的元素的组合表达出此时作者心中那种渡尽劫波后的略带无奈的淡然心态。而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供石图》则以简单的两块奇石构成画面主题，一横一竖相互呼应，横平竖直的极简的画面构成寓含着作者的那种耿介的个性。同样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梅竹》这幅作品，极简的构图模式中似乎也蕴含同样的意味。由此可见，高凤翰的绘画艺术创作越来越注重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在画面构成中删繁就简，更直截了当地将内心的感悟通过高度凝练的物象表达出来。

除了绘画之外，高凤翰在书法、诗文以及制砚上的成就可颇值一道，他的书法与他的绘画相伴相生，呈现出相同的艺术风格的嬗变。而在诗文创作中那种对直面现实直抒胸臆的表达手法也足可一观，在制砚上更是系统性地写出了《砚史》这样一部专著，对四大名砚中歙砚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花石图》

《牡丹图》

三因话平生：百折不挠，终铸传奇

高凤翰的一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往往又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别开生面。

而这其中的逻辑，正如他在自己众多的别号中夫子自道的那样：因地、因时、因病。

从高凤翰的履历来看，除了出生地之外，对他艺术风格的影响和形成最大的是徽州和扬州这两个地方。在徽州期间，高凤翰作为一个官场上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尽管在官场的勾心斗角中总是灰头土脸，但徽州之地的文风鼎盛对他的艺术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特别是歙县作为四大名砚之地，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氛围对高凤翰的早期的艺术创作显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在官场败北右手病废之后，蛰伏扬州的高凤翰却走向了自己艺术创作的新的定点，这与扬州当时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开明的文化氛围扬州密不可分，画派作为当时最赫赫有名的地方画派，一大批际遇类似的画家如郑板桥、金农、李鱓等人的声名鹊起，整体推动了当地的绘画艺术的发展，而高凤翰也因此在此地焕发了艺术创作的第二春。

《蕉叶》

《清白柱石图》

梳理高凤翰一生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他的艺术创作的初期阶段，特别是跟随其父到淄川之后那段时期。这段时期是高凤翰在艺术创作中的厚积薄发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之中，尽管其在科举考试中屡战屡败，但这段风华正茂的时期的游历经历，不仅使他结识了蒲松龄这样的文坛怪杰，同时在科场奔波之中更是结识了王士祯这样的鼎鼎大名的人物，在他的影响之下，高凤翰无论是从艺术名气还是艺术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一时期的坎坷曲折的历程，为高凤翰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磨砺了他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这些都对他此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因病。这点尽管是一种不幸，但却在这样的不幸之中寓含着一种大突破的契机，某种意义上说对他的艺术创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炼狱，但经过这样的淬火之后，高凤翰的艺术实现了全方位的提升。在艺术手法和内在气质上均呈现出极具个性的美学品质，从而达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否则，极有可能高凤翰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颗微不足道的流星而已。这其中的是非对错，可谓一言难尽。